斯德哥尔摩综合症

1973年8月23日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简-艾瑞克·欧尔森与克拉克·欧洛夫森，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位于诺玛姆斯托格广场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，并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。在与警察僵持了130个小时后，歹徒最终投降。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4名曾经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表明并不痛恨歹徒，表达他们对歹徒不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加照顾的感激，并且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。

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6日之久，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，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。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，4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被发现在斯德哥尔摩人质挟持事件而得名。

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，从集中营的囚犯、战俘与乱伦的受害者，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

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：

绑匪为了某种原因而绑架人质，并得到人质认同。

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（加害者）威胁到自己的存活。

在遭挟持过程中，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（加害者）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。

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，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（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）。

人质必须相信，要脱逃是不可能的。

＊ 以上资料节选自维基百科（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斯德哥爾摩症候群）

国内技术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

从英国回来，接触了十几个创业团队，感触最深的其中一件事是：技术团队潜在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

“国内就是这样的。” 这是大多数对话，以及所有对话可能性的终结。很多高效开发的流程和理念开发人员都听说过：敏捷开发、行为（测试）驱动、分布式版本管理、代码重组…等等，只是没有机会透彻地了解或实践。大家都厌倦地觉得在国内无论去到哪里，产品进程管理都不过是不停地加功能，不停地改需求，永远不够快。

当人被不断地强制而又无法逃离，妥协和依附心理就会逐渐形成：我做好你要的，你就会爱我，不责难我，其它的就顾不上了；即使知道没有好好做测试、版本管理和代码重组，会留多少坑，给自己将来带来多大的困难和痛苦，也顾不上了。一旦被这种整体开发环境“快”的理念绑架，追求虚假的前行快感，就开始忽视产品有一天会积重难返的灾难性后果。而最终，项目进度也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开发管理机制越拖越慢。

更糟糕的是，当外界尝试提供帮助的时候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，原本应是被绑架的受害者，最应为自身受到的伤害发声的人，却常常成为最坚定的现状维护者。开发团队是一味求快，忽视开发管理的最直接受害者。然而，当开发管理的建议被提出时，听到最大的维持现状的声音却多数来自于开发团队，而不是执行官们。执行官对高效开发缺乏足够的了解，常常被项目进度放慢的可能性软性绑架，没有人愿意担负起这个责任；而开发团队，已摸清妥协的模式，则继续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态做如履薄冰的开发，一切维持原状，闭上眼睛忽视灾难性后果的来临，专心享受当前获得的虚幻的安全与爱。

以上描述的是我在国内见到的一些真实情形的总结，并非特指某个技术人员或开发团体。可是，一些产品的代码管理混乱程度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状态，不杖喝不足以警醒，希望大家不要自觉自愿地成为受害者。